这些问题,由此可见,此时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,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,即便是钟炎光、邝继成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,也难免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严重问题。
最典型的就是资历很深,曾经担任叶西平独立团营长的北伐英雄,红四军师长许继慎,他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,乃是英雄本色。
另外鄂豫皖红军的某些部队是收编民团、土匪和帮会等发展起来的,成分极其复杂,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,纪律更难完善,甚至被认为是土匪。
这种混乱的局面,是鄂豫皖分局的同志绝不能容忍的,再加上鄂豫皖地区处在南京和武汉之间,属于敌人的统治核心区,形势错综复杂,非常险恶,党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厉的风气,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,所以一场悲剧不可避免发生了。
张特立等同志进入鄂豫皖之后,一开始只是批评教育,希望红四军的同志服从领导,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样不行,党没办法领导已经成型的红军。
在七八月间,为了支援中央苏区,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,张特立下令红四军主力向南发展,然后转而向东,进攻安庆,威吓南京,而且还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。
但是红四军主力一头向南,根本没有执行向东发展的决定,他们也知道违反了军令,竟然直接给中央写信,解释自行决定改变计划的原因。
正好这段时间张特立病重,差点死掉了,代理主持苏区工作的李清扬同志对此异常愤怒,写信指责红四军,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;在回信中竟然激烈批评了鄂豫皖分局的领导工作,甚至说出了“进攻安庆,威胁南京,是这样轻率、不加准备而可发出的军令吗?”
并且指责中央分局的领导是夸大狂。
更夸张的是,钟炎光同志竟然在鸡鸣河召开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,通过了抨击中央分局的决议,而且把蔑视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给皖西的地方党员和非但组织。
眼看着红四军已经失控,中央分局被迫让蔡永浩同志接任红四军政委,撤销了钟炎光、邝继成政委和军长的职务,并迅速把红四军拉回到苏区。
就这样因为这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,在1931年11月,东北抗日硝烟不断的同时,鄂豫皖发生了白雀园事件,具体多少人被害,谁也搞不清楚,最为惨烈的就是许继慎,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……
血肉机器一旦开动起来,总是难免扩大化,尤其是一大批中下级干部,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,或者由于思想偏狭,或者为了整顿纪律,变得非常热衷于这种事。
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,作风简单粗暴,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,在狂热中失控滥杀一气,因而给夏国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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