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里,我还得说个故事里的故事。
清政府倒台后,遗老遗少多在北京坐吃山空,有卖房子的、有卖地的,都卖完了就开始卖古董、卖文玩、卖字画等,那可都是文物,这些个都卖完了就卖几品大员的朝服、帽子上的翎管、手指上的扳指、甚至还有上朝带的整挂的朝珠;而有点洋派的人则到天津当了寓公,今天卖这个,明天当那个;再现代一点的,就有些暴发起来的人将好东西放入上海的保险公司,这样一来,一个新的行当应运而生,那就是倒腾古玩的人们。他们凭借着自己的眼力和满腹的学识,通晓外语,与商人之间联系紧密,在北京就出现了几等与文物有关的专门的从业人员:一种是“夹包袱的”或称为“夹包的”。这些人身穿长衫,腋下夹一包袱皮,他们文化素养高,知书达理,北京城里的王公贵族、旗人后代、商贾大家等与他们都很熟。平时他们到这类人家,按门铃或经过门房通报后就可被主人请进去,喝茶、聊天,拿出几件宝物切磋、把玩、出让、付钱等,一系列操作后,一张银票付上,宝物进入包袱皮中。系好包袱皮,绾个扣后往胳膊上一搭,出门、走人,之后这件“宝物”或者说是“文物”就流落于市井了。还有另外一种打鼓敛物的,他们一般不按人家门铃,而是手执一个怀表大小的、木头鼓身、牛皮鼓面的小鼓,配一个不到一尺长的竹胚,顶头那边厚实一些,走在胡同里,敲起来山响,尤其是在他买过货的人家门口,会再多敲打几次。一般情况下,有些想卖东西人听见鼓声就会开门看或请入门房看货,在门口交易,一般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,这活儿也是很考验眼力的。再有就是拉着排子车收废品的了,赶上什么就收什么,净是些油灯、痰桶、瓷瓶什么的,也没准能碰上个值钱的、或者有点年代感的宝贝,那就是捡漏了。
这些人在共和国建立以后,都被组织起来了,尤其是公私合营后,就都被吸纳到了工作单位,有了到了文物管理部门、有的到了文物商店、有的到了友谊商店,绝大部分人到了外贸公司或信托公司(俗称委托商店)。这些人在过去是一个大的行业,现在有了不同的工作岗位,那么工作的重点也就不同,任务指标也存在差异。但文人相轻、同行相贱的陋习还是存在的。正因为如此,才出现了天津公司的笑话,或者说您就把他当成一个笑话吧!
第二天,我们这这些负责与工作组联系的人员被工作组召集开会。会议通报了这个笑话,并严厉地批评了天津公司同事的做法,工作组已将通报情况上报。工艺品交易团的领导正色地对我们说:“咱们是工作,人家文物管理部门也是在工作,在文物清查方面,我们必须服从他们。谁也不是神仙,也不可能什么都懂,业务上需要商榷的,先封存起来,以后再说。”大家伙一听团领导这话茬都有点检讨的意思,所以大家也不笑了,当然更不敢闹了。
交易会过后,各地文物管理部门人员深入到各公司清查文物,查出来并贴上“文物待留”字样的宝贝,东西还是公司的,但不许出口。几年后,我在我们公司的东坝仓库的地下室里看到了几十个封存的箱子,但它们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,直到2006年北京首饰公司倒闭,也没有关于这些封存宝贝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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