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顺是个标准的封建王朝,统治阶级当然不是这些开矿的、煮盐的、搞工商业的。
但大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,既使得刘钰整天吐槽侮辱说是修补匠,也使得大顺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工业上扶植一群新的财阀。
那就是大顺的地租太高,内需不振,使得布尔乔亚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,并没有表现的非常直接且尖锐。
其原因就是牛从昀给皇帝说的大顺不会有英式圈地运动的原因。
地租已经到顶了,除非一亩地能够产出四五两白银,资本才可能用比佃户更高的租金把土地租到手、让棉花吃人。
而既然这一点做不到,那么资本暂时对国内的土地是无兴趣的。
同样的钱,在南洋可以弄十倍的种植园,人工成本极低,那为何非要在国内与地主阶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呢?
虽然这种矛盾不直接、不尖锐。但作为大顺新兴阶层代言人的刘钰,仍旧对地主阶级充满了恶意,就源于地租拉高了利息,而过高的利息和土地收益率严重遏制了资本流向工商业。
只不过这种矛盾是隐藏的,是以大顺的士绅阶层和工商业阶层的关系,在整体层面上,矛盾并不十分尖锐,甚至经常有同流合污的倾向。
两边的矛盾,更多体现在刘钰在松江府弄南洋米这件事上。
南洋米大量进入,工商业非常高兴,因为纺织业的齐行叫歇,叫出来一个“米贴”,如果米价过高,会让资本付出更高的工资,因为至少要保证工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。
而南洋米的大量进入,地主非常不爽,因为他们收的是实物租,米价越低,他们的收益越低,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地租收益。
除此之外,整体上两方的矛盾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。
唯独,盐井是不同的。
盐井的高地租,使得资本非常不爽。
盐井,是真的能获得远超现在大顺平均利息的收益的,所以资本是乐于涌入的。而涌入的结果,就是资本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。
在大顺,看地主和资本的阶级矛盾,只看耕地,是需要透过地租和利息的逻辑才能看到的,并不直观。
大顺朝廷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工商业者。
但是,当然也不是这些有盐井田的地主。
大顺不敢搞全面的耕地土改,但是动一动这些盐井地主的胆量还是有的。
牛从昀是不怕闹出事的,因为临行前皇帝的话已经给他兜底了。
闹死几个人、甚至几十个人,问题都不大。
关键,是要尽快解决,并且尽快满足产盐的需求,为朝廷提供客观的税收,那么一切诘责就都不重要了。
现在马浩川带着军队来了,牛从昀也不用担心,自己被这些人激愤之下,有“义士”将自己打死。
于是等着军队开过来,布开阵势后,牛从昀便道:“本官既要管治叙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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