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,但实际上,在废弃运河、漕运转海之前,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。
很多人都知道,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、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。
但是,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。
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、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,北方威胁始终存在。这种存在,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。
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,南方做经济中心。依靠漕运、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;依靠两淮盐政,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。
在这个体系之下,很多问题是无解的。
治河必先废漕,喊了多少年,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,有前朝的台湾事件、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,喊再多也不敢动。
解决了海运问题后,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,或者说有了所谓的“勿要讳疾忌医”的资格。
在这之前,所有人都只能装傻,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。
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,但管杀不管埋,就明确表示,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,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准备救灾就得了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。
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,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,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。
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,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,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,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,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,延续统治。
相对于赈灾这种“保守治疗且等死”;变革和扩张移民是“积极治疗且等死”。
这种意义上的转变,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,必须接受一些改革。
很多事情,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,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。
皇帝当然不是傻子,但他仍然支持,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。
很多事情,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,同样的事,在刘钰和皇帝眼里,是截然不同的结论。
比如。
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、苏州织工罢业、松江府踹工歇业、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“西家行会”对抗东家等等。
在刘钰看来,就是这证明……萌芽……发展……局限性……巴拉巴拉巴拉。
在皇帝看来,那就大不一样。
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,得出了三个结论。
其一: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,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,非常容易摆平,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,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。
其二: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,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。反观明末时候,真正有威胁的,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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