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此时,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、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,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、租釜山、开埠仁川、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《皇明通纪》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。
虽然稻米外流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,不是第一天出现的。
在大顺伐日之后,其实就已经出现,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。
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,终究不同。
之前釜山开埠……有影响,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,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。
政治斗争的失败者、朝廷的边缘人,才在南边混。
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,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。
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,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;贸易额在不断增加,温水煮青蛙,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。
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,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。
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,朝鲜“京”畿圈的范围之内,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。
开埠的冲击,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,土地兼并、苛捐杂税、旧田制破坏、民不聊生种种问题。
大量的文化人、两班贵族、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,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,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。
李瀷李星湖,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,就开始反思,创立了实学学派的。
这些经济基础之外,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。
朝鲜不是文化母国,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,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,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。
其社会结构,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、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。
所以,闻见孤陋,所知者惟宋学耳,少有不同之行,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。
而这种情况下,伴随着仁川开埠,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,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、最直观的,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。
经济上的影响,还得自己思考。
哪有识字阶层直接看书,影响的快捷?
不只是各种学派的反思、争论这些学术上的东西。
包括小说、杂记、小品文、讽刺短篇……甚至市井金瓶梅、灯草和尚之类的东西。
朝鲜之前的小说,都是贵族小说,识字的都得是两班贵族。
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“文以载道、劝善惩恶”,鼓吹三纲五常、伦理道德这些东西。
可新兴的这群人,或者说仕途上不如意的读书人,会看这破玩意儿吗?
商品经济伴随着大顺经济侵略而发展,旧时代瓦解,新的经济基础下,人们愿意看那些以过去纲常为内容的小说吗?
朝鲜写小说的,都是些什么人?
比如《玉麟梦》的作者,刘钰还在黑龙江和罗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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