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,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,根本讲不通的程度。
大顺这边的改革派,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,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,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。
也就是说,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,权哲身不懂;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,孟松麓能懂,因为曾经经历过,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。
可偏偏,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,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、自发的历史进程。
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,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,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,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。
这些东西,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,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。
他就算翻遍史书,也在过去找不到“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”的故事啊。
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,但又完全不一样。
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,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。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,但因为气候、环境、土地等因素,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,资本一冲即破。
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,旧制度很坚固,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。
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;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。
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,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。
比如朝鲜国的军布,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。
农兵合一制,转为常备军制,肯定得加税。
要养兵。
养兵得穿衣。
穿衣得用布。
布得靠交税。
不服兵役就交税、纳布。
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,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,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;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。和明朝的投效、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,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。
然后,必然社会矛盾激增。
再然后,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,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。
那么,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。
改革嘛,经济情况就是这样,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。
摊丁入亩。
摊亩入丁。
士绅贵族优免。
士绅一体纳粮。
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玩意儿,排列组合、拆分重构。
和明末的思想家类似,朝鲜那边的儒生,也是针对这四种排列组合,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。
有把税按照人头均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口钱法。
有要求“士绅”一体纳粮的户布法。
有摊丁入亩的结布法。
还有诸多类似的这种排列拆分组合的设想。
改来改去,也就那么回事。
如果,没有大顺入场、没有釜山租借、仁川开埠、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,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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