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本历史上,颜元去世后,李塨、程廷祚等,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,补漏洞。
因为其实不管李塨,还是程廷祚,都明白,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。
李塨在忙着修补“实践出真知”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。
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“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的办法,不再像颜元那么“嘴臭”,狂喷各家,而是在抽象是肯定“圣人之学”,具体上则说“圣人之学如日月,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?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,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”。
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的做法呢?
因为颜元死前,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。
【天下事,尚可为!若等当积学,待用。】
而最终,到程廷祚的时候,李塨的大弟子,天文学家刘湘奎,因为私藏禁书,在程廷祚家中被捕,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。
但是,一旦选择妥协,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,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、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。
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“太刻苦、类墨者,传者卒稀。非久,遂终绝”。
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,也就是《儒林外史》中,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,写的卢信侯藏禁书、庄绍光慨叹“我道不行”,辞爵归乡的故事。
只不过,此时此刻,九宫山之后的变化,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,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。
因为,原本历史上,大儒张伯行就说,颜元这一套,就是标准的事功学,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。而且他断言,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,“首推陈同甫,其后必王安石,皆祸乱天下之道”。
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,以及合法性道统,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。
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,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,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。
虽然,也确实,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,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,以考据学为证据,说《周礼》不是真经,是伪书,依旧给了要办正事、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。
但最终,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,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,自己也投身考据学,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,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。
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,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,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。
实际上,里面在读的,是他们学派的“洗脑”书。
是他们学派自己的《三字经》。
正本的三字经,当然要学,毕竟编写的确实好,开蒙最佳。
但他们自己学派的,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《实学三字经》,也一样在教。
或许,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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