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皇帝的洋务运动式思维,本质上非常简单:
即,封建头子和一部分官僚,认为且认识到先进的武器和技术,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。
类似铁路这种东西,和皇权并存,其实一点都不违和。因为大运河的两千里漕运,之前就已存在,而且也丝毫不违和。
而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,造反上位之前,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,是他们可以利用的。
一旦屁股坐上了龙椅,实质上,内地严峻的社会矛盾、土地矛盾,其实对于皇家这一家一姓来说,到如同是个负资产。
或者说,是最可能威胁他椅子的力量。
包括这些年松苏崛起的资本财团,大型的盐场之类,在皇帝看来,这算个啥呀?一狱吏足以的玩意儿,比得过内地的农民起义吗?
内部的矛盾,实质上已经大到了几乎所有资源,都要用于缓解现有矛盾的地步。那么社会的停滞也就是某种必然了。
包括刘钰在内,大顺朝堂之上,谁也没有能力继续维系旧的社会,不断平息缓和旧时代的诸多矛盾。
区别就是,皇帝希望引入先进的武器和技术,依靠外部的资金和财富,继续压制旧时代的诸多矛盾。
而刘钰的思维,则是我把旧社会本身给砸碎了,那么旧社会的矛盾不就不存在了吗?我缓解不了旧社会的矛盾,那我直接把旧社会杀了不就完事了?新社会当然也有矛盾,但那是新的,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,促进社会进步,没问题。
非要说本质的话,皇帝现在的思维,其实和满清末期靠着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续命的思路,差毬不多。
都是引入一支之前传统天下内不存在的力量,来压制内部的矛盾,更有效地强化统治。
本质差毬不多,表现出来的区别,无非是这支“之前传统天下不存在的力量”,把握在大顺朝廷的手里,并且可以通过对外扩张,强化这种力量。
优势在于,满清末期的洋务派,认识到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,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,并且也知道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。
而帝国主义在外,没有外部市场;内部又因为这样那样的条约,导致内部市场已经放开。所以他们的每一次“工商之利”,实际上都是在激化旧时代的矛盾——对内部小农经济的旧社会而言,棉布是南通纺织厂产的,还是曼彻斯特纺织厂产的,是无区别的。工商之利,得有市场,外部市场又抢不到,只能和帝国主义一起搞内部的市场。
而大顺皇帝则是在上次松苏南巡之后,考虑到了这個问题,故而是担忧松苏等先发地区激化内部的旧矛盾的。
这也是为什么大顺皇帝支持对外扩张的原因,资本一旦转起来了,旁边就是庞大的内部市场,你不让他吃,那就得给他在外面找吃的、找血食。
因为大顺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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