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廉·皮特并不是先知,所以他也不可能知道工业革命之类的东西,也不知道英国在1790年前后开始爆发式增长、拉开个世界各国差距的根本性力量。
但他终究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,拥有一种战略上的敏锐嗅觉,并且相信英国的未来在商业和贸易上,而且非常理解殖民地经济的逻辑。
虽然其实他赌错了,或者说迫于现实和传统的认知,把未来仍旧赌在了蔗糖、烟草、和纽芬兰的鳕鱼上——以史为鉴到刻舟求剑的程度,自然知道,鳕鱼、蔗糖、烟草,是过去百余年欧洲经济贸易的发动机。
以史为鉴的目的,是知兴替、明盛衰。
皮特和辉格党与托利党都不同,英国是個很注重传统的国家,但传统本身是可以自己伪造的,并且宣称这是传统的。
辉格党和托利党对于“传统”这个的定义,都忙于去论证,传统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议会制。
形成这样一个死循环:
因为我们的传统——所以我们现在强盛——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强盛——就要继续巩固传统。
最终,这个问题,只能演变成“传统”到底是啥之争。
因为这样的死循环,所以谁是胜利者,谁就能定义传统;而不是谁真的遵循传统,谁就获胜。
托利党说,传统是君主制,并举例甲乙丙丁;辉格党说,传统是内阁与自由,并举例子午卯酉。
皮特并不尊重这种自我定义的传统,他要是尊重传统,他就不可能顶着“大平民”的旗号,去搞反对派从而获得威望。
从历史中,皮特看清楚了英国这几年发达起来的真正原因,破除了英国此时对于自己为啥发达了而不知的普遍焦虑。
只不过因为他不是先知,所以无法预判工业革命,但却凭借对史书的理解和总结,靠着一种敏锐的天赋提出了全球殖民地战略,为今后英国纺织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基础。
英国纺织业的发展,到底靠的是什么?
是传统?
是民族性?
是自由的贸易?
这些此时在伦敦叫声最烈的东西,只是解释现状的一种回答。
而实际上,脉络是很清晰的。
1647年,八十年战争结束,西班牙解除对荷兰的贸易禁运。
荷兰处在莱茵河入海口,北连波罗的海、南接法国、沿着莱茵河向内是莱茵河流域的运河水路。
什么地理位置,能敌得过大河入海口这样的地理优势?
1651年,独栽者克伦威尔发现搞这种自由贸易,英国扛不住了,于是出台了《航海条例》。
1654年,疯狂造舰的护国公,暴打荷兰,自由贸易争不过,那就武力解决,荷兰战败。
1666年,出台《埋葬法案》。死了之后,必须用呢绒布包裹埋葬,任何不用羊毛呢绒布包裹埋葬的,罚款15两白银,且此呢绒必须由本国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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