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些能改,并且能改成功。
哪些不能改,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。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“事在人为”即可解决的。固然说,事在人为,人是什么人?国是谁的国?为事的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?这些不可不考虑。
而大顺本身的一些问题,更是使得继续改革下去,肯定是要出大事的。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
后人有人讽刺一些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的人,编了个段子。
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,拉车的马、马车夫,一定都死绝了吧?
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,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倒马桶的主妇,一定都死绝了吧?
塞纳菲尔德发明了平板印刷术,于是那些抄书为生的人一定都死绝了吧?
这个段子的本意,便是说,技术的进步,固然一些职业消失了,但一些新的职业也就出现了,人类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死绝。
但,这个段子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
宏观上,这么说是没问题的。
可实际上,被抢掉饭碗的人,却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产业、新的岗位上。
有句话说得好:不当安安饿殍、尤效奋臂螳螂。
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,即便可以说,这是历史的滚滚车轮。
但,这些人,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,坐在那干等着,被历史的车轮碾碎。
人之所以是人,是因为人会为了生存,做出选择。而对大顺来说,这种不当安安饿殍的想法,又是根深蒂固的。
以改革后的山东中部为例。
因为铁路的修通,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,是完全有利可图的。
比如说,种烟草、种花生、鲁西鲁北地区种棉花。
伴随着铁路的修通,在铁路沿线,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,已经远远大于种植粮食。
大顺在三五十年前,就已经成批地出现了“城居地主”。
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,他们的土地租给佃户,由佃户把租子送到城中。而地主不管经营、亦不管土地改良,只是收租。
很早开始,大顺征税的时候,就已经一反常态,不再是“先城后乡”,而是“先乡后城”。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,主动调整,制造时间差,毕竟乡下的佃户先把租子交了,城中的地主才有钱粮征税,所以从过去的先城后乡、改为了现在的先乡后城。
一般来说,实物地租基本上是五五分、四六分。
如果交通不便、如果大顺没有打开海外市场、如果大顺没有在一战中获胜。
那么,其实资本不会选择经营土地,因为你种啥玩意儿,能达到五五分、四六分的收益?
这么高的收益,农业技术在此时已经到极限了,亩产已经是世界最高了,那为啥还要经营土地?
买地之后,坐地收租才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。
而伴随着交通发展、海外市场的开拓、以及一些政策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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