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有“国民财富的总和”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。
才能引出“宏观上的无效劳动”的概念。
宏观上的无效劳动,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。
而发展工商业,最终又是为了让“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”增加。
故而,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一截为二。
在大顺,留下了国富的定义。
在欧洲,推销了“优势”理论,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“相对优势”而不是原书的“绝对优势”。
应该说,这种断章取义,才是最符合《国富论》原著精神的:国富是目的,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,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。
精神内核在于“国富”,自由贸易只是手段,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。
而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:国富是目的,大顺现在需要的,是重商主义、殖民扩张、高税政策、国家强力、扩军造舰、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,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。这些东西,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,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,也即达成了“国富”之目的。
这个第一点,是“写经”。
第二个关键点,就是: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,有现实意义。
这算是“释经”。
简单来说,南洋的大米,能和甘肃算平均吗?算出来的平均,对甘肃有意义吗?
这在后世,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。别说南洋的大米,就是东北的大米,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,而且有意义。
但在现在,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
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、搞得天怒人怨,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【人均粮食拥有量】这个概念呢?
时代,便是这种感觉。
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,在另一个时代,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。
所以,在第二个关键点上,刘钰拿出来几样东西,来让这些相信了“经书”的人,看到了未来。
铁路,是第一个。
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,都在拼命搞基建。
英国在修运河,因为英国适合运河。
法国在修公路,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,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。
大顺在修铁路。
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,也不适合修公路,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,学法国修公路不行、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。
蒸汽机,在大顺的出现,刘钰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。
而是从一开始,刘钰就在往煤矿、盐井、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。
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、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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