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,是不是说,大顺的问题,只需要解决了“物流成本”之后,就能达成资本主义发展的“全部条件”?
也不是这么说。
而是说,社会意识,源于社会存在。
没有人,可以面对着一张白纸思考。
正如亚当·斯密,亲身体会过英国那近乎变态的重商主义政策,以及严苛到极致的商业管制,所以他才写出了反对这一切的《国富论》。
而魁奈等人,亲身体会过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的种种限制,经历过金融业崩溃的约翰·劳骗局,以及法国贵族和王权的纷争,所以他才能提出针对法国情况的【自然秩序学说】。
反过来看大顺。
文明的早熟,让大顺经历过太多。
中央放弃铸币权,地方豪强自行铸币?所谓的货币去中心化?
经历过,汉代就经历过,并且大顺的精英阶层很清楚,这意味着什么。
中央放弃对矿山和盐的管控,由商人开发?
经历过,并且在明末,精英阶层集体反对,并且不断怀念刘士安的盐法,而对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颇有不满。
放弃抑兼并政策?
这个更不用提。
中央完全无能力管控地方?
蒙元时候也经历了,要涨工资而不得的小吏把河南的省级大员全都弄死了,封闭了黄河漕运,而中央居然数月不知情,也不是没经历过。
在这种情况下,和大顺这群人谈什么自由贸易,本身就是可笑的。
大顺朝廷对商业的管控能力,能赶得上英国之万一吗?或者说,大顺有《商品列举法》、有《列举补贴法》吗?大顺的朝廷,可曾对任何一项手工业,进行过限制或者补贴?
全没有。
甚至于,大顺的关税,除了“征税”这个作用外,压根不存在任何的“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作用”。
一丁点都没有。
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。
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,不去欧洲,就理解为什么需要“保护主义”、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、为什么会存在“贸易逆差”这个概念。
大顺这群人,“经济学”的启蒙,源于“废漕改海”这件事。
正是因为废漕改海,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,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
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“经济学”的启蒙思考。
而且这种启蒙,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——物流成本。
不要以为,重商主义,管制贸易,是个非常简单的事。
你可以说,大顺朝廷不懂、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、管制贸易。
但绝不可以说,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、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、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,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、重商主义。
不管是《国富论》、还是《重农自然秩序》,都是因为“重商主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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