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继续谈下去,李欗也发现了刘玉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。
话已经说到这,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。
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,角度却略有些刁钻。
“之前多有传闻,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、后平西域,而后伐倭、下南洋。所为者,漕运也。”
“国力有限,必有先后。北方自先秦一来,两千年之大患。”
“是以必先定北,而后方可南下。”
“定倭、平南,海上无患,方可改海运、废漕运。”
“自明以来,多有人言:治黄,必先废漕;保漕,必要祸黄。”
“及至漕运已废,最终方知,原来国公所做之事,皆为治黄。”
“是以,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,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。”
“却不知国公以为,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。我所言修路,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?”
这话,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。
只不过刘玉心知肚明,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。
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,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。
这不是关键。
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。
即为治黄所做的各种准备。
在此过程中,外部的敌人被碾碎、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、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种镇压。
就李欗说的从一开始北征罗刹开始算起的“为治黄河做的准备”中,可是把镇压盐工起义、屠治淮阻碍士绅、盐政改革强行收回盐户对草荡的使用权等等一系列举动的。
如果说这些还算可以接受,那么其实诟病最大的,还是刘玉的锡兰木马计。整个过程,都被视作全无仁义的“霸道”典型。
为什么当时军力足够,却不直接去攻打巴达维亚,解民之倒悬?
为什么非要荷兰人把爪哇的华人迁徙到锡兰,死者众多?
因为,迁民要花钱,而且死亡率颇高。
因为,锡兰的水利设施已经崩了,荷兰人要用锡兰做基地,肯定要用非常残暴的手段,逼着迁徙过去的华人挖水渠、挖运河、垦殖种大米。
最终,大顺拿到了“拯救者”的身份,拿到了锡兰从中部到南部的荷兰运河,拿到了锡兰沿海平原区的农田恢复,以及让近乎30%的死亡率的责任落在了荷兰人身上,得到了几万对大顺忠诚的“归义军”,以及在下南洋后巴达维亚丧失了强制中转港地位和荷兰东印度“首都”的地位后的基本稳定。
这和田单引诱燕国人屠杀齐国人激起仇恨、设计引诱燕国人刨齐人祖坟激发同仇敌忾,本质上区别并不大。
而这,属于“出格”了的霸道。
其余诸如镇压盐工起义什么的,这在大顺的主流评价中,名声虽不好,但也并没有到“出格了”、“越界了”等程度的批评——这要弄清楚大顺的主流意识形态,用的是王霸并用、由外而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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