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的旧框子,指的是大顺的私有制早已确立。
也指的大顺已有的一些政策,比如说,之前为了实边迁民,鼓励商贾地主“带人”过去,带的人足够多、开垦的地足够多,是可以给类似助捐一样的官职的。
当然,也包括传统的均田、小农、人地、限田等等思想。
这些旧框架下,在内部,实际上已经到头了;但是在边疆区、新的殖民地,是可以做许多事的。
要注意,在此时,小农经济,尤其是在新大陆,小农经济并不落后、也并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,相反恰恰是【垦殖殖民地繁荣的根本】。
这种繁荣要变成【垦殖殖民地的痼疾】,是另一个问题。
问题不在于小农经济在新大陆、边疆区是否到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。
而在于,小农自身是无法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迁徙的。
说的再明白点:
若是迁徙有虫洞,无成本。
那么,小农过去种地,也挺好的。相反,在这种情况下,搞大土地所有制,反而会遏制生产力的发展——北美就是例子,早期的大土地售卖制,使得金融资本囤地买地,切成小块再赚差价,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,相反还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但是,现实是,迁徙不是无成本的。
于是,这才需要引诱资本,作为一个“组织社会力量”的工具。
在这里,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,可以是朝廷这个实体的国家机器。
但是,大顺的底子在这摆着、框架在这摆着,朝廷是无能的、废物的。一个之前这么大的统治范围、一年收两三千万两白银的中央的政府,这中央的税收效率几乎可以认定就是此时各集权国家的“下限”了——南边的暹罗,集权改革之后,中央财政岁入达到480万英镑,折合大约1600万两库平银;日本倒幕之后,工业还没影的时候,也收出来了8000万两库平银的岁入。
超低效的税收效率、几乎无管控的地方乡绅、士绅土地的占据等等这些,使得大顺朝廷自身,无力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。
因为如果大顺朝廷自己想要做这个工具,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对内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包括说,用上实学激进派的“均田仁政”,国家完全踢开地主、士绅等进行征税,这样才能掌握足够的力量,来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。
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,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。
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,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。
只不过,唱法需要技巧,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,“名义上站在旧贵族、旧制度的身上,唱新时代的歌”。
在之前,刘玉大谈的“自由贸易”,是假自由贸易。这一点,所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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