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,大顺朝廷内真的有不少人,有点“真心诚意”地想要帮帮法国。
因为,当初跟着刘玉搞扶桑移民、黄河改道,以及参与刘玉跑路后李欗的边疆铁路、基建工业和政变的一些“既有理论、又有实践”的老人,还没完全死绝。
这批人心里很清楚,这法兰西啊,要出大事。
他们未必能够想到激进的共和这种“在旧欧洲看来像是瘟疫”一样的东西,或者说也未必担心这个。
而就是很纯粹地从地缘政治、经济上解读。法国要是真出大事了,欧洲也要彻底乱套;而欧洲一旦乱套,会因为经济因素,把问题传导到大顺身上。
当然,这里的“出大事”,并不是只有“重农学派”或者“自然秩序”来背锅。
而是说,他们的对立面,科尔贝尔主义,实际上也是在打着“托中改制”的旗号。
并且,他们的改革,埋的雷,可比重农学派大多了。
怎么理解这个“托中改制”呢?
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,所以大顺是对的。
问题是,大顺的制度,到底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?还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?
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,是世界头号帝国。
所以要改制,肯定要托中。而本身,法国又是欧洲科尔贝尔主义的策源地,法国又有浓厚的科尔贝尔主义的传统,这也使得反重农学派的这批人,举着大顺和科尔贝尔的双重旗号。
简单来说,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新国王,相当不看好。
当初刘玉评价上一代法王,这事很多实学派的老人都知道。说路易十五纯纯的机会主义的头子,你看着吧,这机会主义的毛病,改也难。
不管是当初脑子一热就要把胜利都压在夺取汉诺威逼英国和谈上、还是后来汉诺威方向失败又要孤掷一注造船登陆英国上,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。
而到后来,大顺下场,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,路易十五的威望提升,准备改革,更是把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要改革,就得先动巴黎高等法院——怎么理解这个巴黎高等法院?用个不恰当的比喻,一些故事里,类似满清的八王议政。不要以为顶着个高等法院的名头,就是啥好玩意儿,这和《大宪章》之类的玩意儿类似。
然后,果然就机会主义了。还没准备好呢,直接就把巴黎高等法院给掀了。啥啥没准备、没有提前布局,脑袋一热觉得有机会,卡就给掀了。
总的来说,在大顺这边,对路易十五的评价,因着刘玉带的头,不高。
但是,高不高的,相对来说的。
等到了这一代,大顺这边,对路易十六的评价,就两字:崇祯。
爱好改革。
但是跟他妈的翻烧饼似的。
今天重农学派上,闹出事来,撸掉,全部推倒;换上重农学派的对面,科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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