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巴黎,刘玉的名声,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,相当不错。在这里,就完全不一样。
在欧洲的“沙龙”界,基本上,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,当时还活着的刘玉,“先知”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,在那之后,至少在欧洲,他在巴黎的沙龙间,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“东方旗手”。
这事,在大顺,就是个小事,小到不能再小的事。
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,却是个大事。
一方面,刘玉“先知”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,讽刺了一番,而事实果然如此,里斯本大地震之后,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。
另一方面,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,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——来布尼茨乐观主义——降了降温。
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,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,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,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:说好了,这是万千种可能中,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,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,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“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”。
那场之前所谓的“启蒙运动加速年”之后,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,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、各国与教廷关系等,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,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。
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,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,他们更激进,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。
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——世间虽有恶,但这是一种平衡,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,发现这才是BUG最少、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——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、反宗教、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,是非常重要的。
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,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。
一:为现状的批判。
二:对未来的展望。
不是说别的没有。
而是说,想要伟大,这两条是必须的。
那么,对未来的展望,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。
于是,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、配上自然秩序论,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。
包括说。
67年法国发生饥荒,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,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。
这是不是启蒙运动?
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。
这就好比说,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,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,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。
现在的大顺,处在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状态下。
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,而是说“文化”上。
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,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“把世界的,伪装成民族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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