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。
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,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。
但现在,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。
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。
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,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,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,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。
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、促进了人口的增长。
可坏的方面,就是土地价格降低,小农更容易破产,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,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。
这一点,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,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。
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,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:以土地计税,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,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。
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,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,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。
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。
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、比如进行减租政策,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。
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、减租、减息、不为奴的风潮。
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,而是佃户、奴仆们直接抄家伙,趁着“天地翻覆”的机会,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。
然而乱局结束之后,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。
或曰:“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,是则真奴语也。夫有天地,斯有君臣、有父子、有主仆。天地不变,则君臣、父子、主仆亦不变。主仆之义,天地同敞……假使鼻不居于眼下,而忽居额上,讵可名人乎哉!”
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。
华北地区、北方大部,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、拉锯、起义、反抗、屠杀,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,大地主不是非常多。
运河地区,因为长久的水患,民风凶悍,贼匪太多,动辄出现天灾之后,打着“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,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,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。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,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、还点吃的,父债子偿、师债徒偿,这不是天经地义吗”这样的口号,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,乱成一团。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;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,搞出什么佃户避讳、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。
过了江淮,江南地区,大地主、大庄园就比较多了。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、大量的兼并的土地、绝大多数人是佃户。这和北方、尤其是华北、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,就完全不一样。
再往南,宗族势力强大、基督教传播日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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