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“下作”的商人思维,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,觉得自己贵为天子,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?
待这种心思消退,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。
缺钱。
户政府能出一部分,但肯定不够。
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,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,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,现在还没出货,押在仓库呢。
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、对西洋贸易的入股,若不想竭泽而渔,杀鸡取卵,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。
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。
对南洋战争,花的是内帑的钱,这些钱肯定是赚的,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。
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,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。而大顺的记忆里,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,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,这种事谁也说不准。
故而皇帝是想着,既是要干,那就晚干不如早干。
刘钰既说能借到钱,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,周转一下子,也好过加增“淮饷”,引得天下出乱子。
如果真要治理淮河,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。
趁着冬天,治理淮河的钱得出。
那漕工的安置,这些钱也得出。
全算下来,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。
不借钱的话,就得一点一点地攒。攒到啥时候呢?攒十年后,假设一切风调雨顺,钱够了,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?
打印度,真要能收税的话,确实也能赚钱。
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,这时候全力进印度,就是在和英法为敌。
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,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,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。
英法合力,能让大顺的货船,连非洲都过不去。
对内加税、或者对内改革呢?
加税是不考虑的。加税意味着出事。
对内改革,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。
但一来,这种事难做。
二来,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,进入官吏系统,对抗本地士绅。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,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。
三来,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。
士绅靠的是免役、免摊派,不是免税。
所以对士绅来说,税率越低越好,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、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。
但这么低的税率,国家到底够不够用、基层要不要摊派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反正力役、摊派,和他们无关,本来也不是“合法”的税收,他们大义在握。
地方官随便加税,当然是苛政猛于虎。《打渔杀家》都知道,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。
如此种种,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。
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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