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,受到的这三个冲击,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。
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,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。
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。
从利玛窦开始,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。
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,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,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,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、太极、气、理的概念。
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,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,又是专门来中国的,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,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。
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,某日夜读《尚书》,读到汤誓一文,念到“予惟闻汝众言,夏氏有罪,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”的时候,猛然一悟。
随即翻阅《旧约》,“百姓在埃及受的苦,我实在看见了;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,我也听到了。我下来,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……”
翻完《尚书》,就看《旧约》,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,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。
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,就是《易》里面的词:天地革,而四时成。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
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,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。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,那么,这里面就有问题了。
出埃及,和汤武革命,是否都是一个意思?
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,产生的不同版本?
而精神内核,其实是一致的?
故事可以不一样,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。
圣经本身,旧约中的一些故事,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?
夏桀不忧念民众、舍弃稼穑,夺农功之业,以敛财货,劳遏民力。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,听从上帝旨意,不敢不正。
这和出埃及相较。
是否其精神内核,可以认为,汤武革命、出埃及记,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?
能对着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把《圣经》理解成这样,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,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。
歪到天际、飞到天外去了。
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,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。
可他内心的想法,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。
这种话,没法说,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、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,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。
翻来覆去睡不着,越想越迷糊,便多看书。
看了一堆先秦古籍,蒋友仁从墨家的“兼爱”中,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。
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,是功利的,目的性非常明确,兼相爱、交相利,通过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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