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,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,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。
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,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。
锡兰的宝石、肉桂、槟榔,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。
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,还有两个小金库。
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。
这些高级瓷,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,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。
这里的高级贵族,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,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。
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,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。
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,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。
再一个,就是锡兰了。
南洋的香料比较杂,商品比较乱。而锡兰,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,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,而且还有一个“正统”的朝贡国。
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,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,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。
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,可以想象,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。
国王选择振兴佛法,拉拢佛教僧侣,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。
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,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“礼法”问题,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。
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,是“天下”这个概念延伸。天下,说白了,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,在“天下”这个范围内,是普适的。出了天下未必管用,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。
贵族分权国王?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,肯定是不对的。
于是,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、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。
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“殖民者”、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。
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、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。
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。
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?更是没影的事。
历史上,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,恰恰产生于宗教。
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,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。
是英国人要种茶叶,要拍卖僧侣的田产,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,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。
而在这之前,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。
毕竟,之前有国王,是被贵族以“不能够善待外国人”、“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”等理由推翻的。
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、特色种姓制度的人,觉醒民族主义,也确实是难。
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,实际上他们当初“邀请”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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