劝人向善很难,引诱别人作恶就简单的多。
制度的存在,就源于不相信人性本善,从而依靠制度的完善来弥补各种作恶的空子。
想引诱人作恶,也非常简单,在制度上反向动手脚,弄得四处漏风即可。
就像是一个粮仓,想防硕鼠,就该造仓建墙夯土养猫。而想要招硕鼠,都用不着在地里抓然后扔进去,只需要把墙拆个窟窿,很快就会满了。
刘钰对地主阶级的厌恶,只是出于大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身份的阶级恨,不牵扯道德问题。
但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,使得苏北比别处更早地完成了“乡村劣绅化”。
海潮、溃堤、黄河、洪泽湖、盐碱化。
从宋黄河南下、到明迁都北京复大运河漕运堵淮河束水冲砂保北不保南,这些天灾和人祸加在一起祸害,能留下的必然都是劣绅。
因为……好人根本做不到靠原始积累完成成为乡绅的跨越。
这个问题很简单,就是苏北地区的“吃大户”民风。活不下去吃大户,劣绅高墙大院带火枪,不好吃。被吃的,主要还是小地主,大地主不但不被吃,有时候还身兼道门头目带头组织。
之前不是有现成的例子嘛,胆大包天竟敢上生员家借粮,结果全都被活埋了不说,还扣了个蓄谋不轨、野心起事的帽子。
真是昏了头,生员老爷家的粮,也借得吗?
而吃大户之风,又源于这里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彻底崩坏,苏北鲁南的除夜权问题,在蒙元时候就已经有大儒指出已经严重到“男女佃农臭不要脸憋不住欲望,不给主家交除夜税不准结婚,竟然野合淫奔,大伤风化”的地步了。
天灾频发,小农破产、小农经济崩溃的速度,可比别处快了几倍不止。或许别处200年跑完的兼并循环,此时被黄、淮、海潮折磨的苏北,可能只要30年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解决这边的问题,靠道德和儒庙没有任何卵用,只有彻底解决这里的经济基础问题才行。
橘生淮南则为橘、生于淮北则为枳。非是橘子不想在淮北长,只是橘子在淮北只能死,而只有枳才能在淮北活下去。
这种现实基础,恰恰又让刘钰的引蛇出洞的毒计可以非常顺利的实行。
所需要的,只是一张“无需人名画押审查、几乎等同于无编号纸币、处处都是漏洞”的朝廷河工粮食兑换劵。
他到苏北的第一站,先来了阜宁。
带去的仪仗、警卫,按照县令提供的名单,分去各个村落,将各个村落的“黄老爷”都请到了县城来。
酒席摆上之后,刘钰就直来直去。
“朝廷要修淮河的事,你们想必也都知道了吧?路线就这么定了,淹了谁的田、泡了谁的祖坟,这些事不要和我讲。我不管这些事。只去和黄淮都督去理论。今天我来不是为这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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