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盐来源,所以无所谓。
盐是必需品,而盐铁官营古来有之,如果国家对食盐的制作、贩卖销售全程控制也就是专营,所得利润可以补充国库开支,所以东魏以及后来的齐国,总体而言是对盐进行官营(专营)。
不过在东魏初期,盐业官营的同时也存在着民营,到了武定年间,崔暹奏请对海、沂盐业也由官府经营,另一名大臣崔昂表示反对。
崔昂认为,盐场煮盐要用大量的盐灶,官府虽然可以征调人力煮盐,但总不如民间自煮盐的人力广,所以不如继续允许盐业民营。
一来能够保证海盐产量,二来官府只需要计灶收税,同样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,算是皆大欢喜。
当时的朝廷采纳了崔昂的意见,只对民营盐业进行征税而不是禁止,所以东魏(齐国)的盐业是官营、民营共存,但盐业官营也确实为当时的国库提供了充沛的财源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魏(周国),对河东解盐以及蜀地井盐实行官营专卖,原因很简单,西魏(周国)国力比不上东魏(齐国),国库收入紧张,只能想办法扩充财源。
不但盐业官营专卖,连赋税都比东魏(齐国)重差不多一倍,这就是国力对比明显处于劣势的西魏(周国)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至于为何是国力处于下风的周国笑到最后,那是政治、军事问题,不是经济问题,周国一统北方后,国力大增,自然就放宽了盐政。
开池禁允许民营,但要在官府的监督下经营盐业,是为官督民营,而对于故齐境内的海盐盐场,采取更加宽松的政策。
后来周隋两国对峙,为了填补巨大的开支,邺城朝廷对于海盐虽然允许民营,却增加课税作为财源。
而南朝的盐政,自宋以来都是沿袭魏晋旧制,对盐业主要实行官营,但也允许盐业民营,加以课税补充国用,简而言之,自魏晋以来,天下盐业大多官营为主,其间政策出现反复调整。
盐业官营,即源自当初有名的“盐铁官营”或“盐铁专卖”,这种制度相传源于春秋,齐国名相管仲提出“官山海”,垄断盐、铁的生产销售,为齐国富国强兵创造了巨大财源。
到了战国时,秦国商鞅变法,实行类似的政策,增加国库收入;汉时,攻伐匈奴导致开支大增,为筹措军饷,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。
不过到了汉昭帝时,实行修生养息政策,大臣们正式讨论“盐铁官营”的政策该如何调整,是为著名的“盐铁会议”,从那以后,朝廷对盐铁的控制渐渐放松。
自魏晋以来,历代朝廷对于盐铁的经营政策多有调整,以盐业来说,朝廷开支巨大急需用钱时,会收紧盐禁,若财政盈余,则会放宽政策。
当年崔达拏的父亲崔暹支持加强盐业官营,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,而反对者的观点之中,最重要的看法是盐业官营弊病丛生,而且朝廷“不能与民争利”。
“与民争利?寡人的看法,这‘民’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吧?”
面对宇文温的问,崔达拏没有回答,他觉得没必要为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起争执,实际上世家大族和权贵们,不会放过盐业经营,无他,利润丰厚。
“大王方才所问,朝廷未来的盐政会如何,下官以为,待得天下一统,朝廷恐怕会完全解除盐禁,甚至连盐税都不会收了,是为让利于民。”
天下一统,税源充足,当权者没必要为了区区盐税,弄得个“与民争利”的恶名,毕竟权贵和各地豪强们也要“利益均沾”。
所以宇文温之前的判断即是如此:周国平陈之后,盐业迟早要放开,盐税会调低甚至取消。
不过能从丞相身边亲信崔达拏那里听到同样看法,他心里还是颇为兴奋的,对方消息灵通,对一些政策的预判很有优势,没必要为这种事情骗他。
所以,宇文温今日的“不耻下问”,总算是圆满结束。
看着宇文温离去的背影,崔达拏摇了摇头,对方想靠广州盐场财,他已经看出来了,这倒没什么,不过...
宇文家恐怕没几年好蹦跶,你还折腾个什么劲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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