薄的俸禄,向那些才学不如自己、却凭着家世当了上官的无能之辈点头哈腰!
这些人学问不行,谈经论典说不过,就不择手段在官场上排挤他们,而这种手段,防不胜防。
满朝文武,举目望去,大多是姻亲、连襟、亲家、族亲,门生故吏数不胜数,只要一人难,便群起而攻之,所谓众口铄金,他就是满身是口,都无法洗脱泼来的污水。
从刚踏入仕途的雄心壮志,到处处碰壁的不知所措,经学名家刘炫,在官场上不过是个小官,满腔抱负无处施展,胸中才学没人需要。
皇帝,需要的是对外能打胜仗的将军,他做不到;需要牧守一方、对付当地豪族的地方官,他连部曲都养不起,恐怕上任路上就会被人杀害,更别说到了任上,做天子鹰犬和豪强针锋相对。
皇帝确实需要文学之士,然而那有个前提,就是出身世家、豪族、著姓、勋贵家族的文学之士,出身地方寒门的刘炫,名气再大,在皇帝看来不过是徒有虚名的腐儒。
在这个时代,经学传家的世家、士族,其子弟才是各国君主需要的人才,寒门出身的士子,学问再高,也很难在仕途上有进一步展。
他和刘焯名气很大,所以最合适作为装饰用的羽毛,彰显府主、举主在文学方面的声望,而羽毛,就只是拿来看的,刘炫这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,让他看清了这一残酷的事实。
而另一个事实,就是他在西阳可以名正言顺的凭着学问获利,虽然市侩了些,但刘炫不在乎,因为他已经穷怕了。
无论是在长安还是邺城,生活开支都不小,而他收入微薄,空有经学名家的声誉,却要为柴米油盐而挠头,有一段时间,他甚至窘迫到要偷偷摸摸为人佣书来养家糊口。
十余年的寒窗苦读,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,想在京城开学堂授课,甚至连租个院子的钱粮都不够,而每到秋天,家乡的地方官还会催促他的家人,及时缴纳租调(粮食、布匹),还得服力役、劳役。
他是官,但只是小官,无法为自己这一“户”减免租调,为了免除力役、劳役,只能额外缴纳布帛代役,这都是不小的开支。
在京城苦苦熬着,熬不到头,自至来到黄州西阳,凭着学问获取收益,还是不菲的收益。
刘炫现在一个月的收入,比他过去十年的收入还高,在黄州有了房产、田产,家人衣食无忧,雇佣许多仆人忙里忙外,和之前窘迫的生活相比,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这是实实在在的变化,比起虚无缥缈的仕途,要真实得多。
西阳王给他的许诺,全都成为现实,正如那《励学》诗所说的,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他凭着书本上的学问,有了“黄金屋”。
他囊中不再羞涩,可以毫不犹豫的举办酒宴,宴请亲朋好友;可以不再因为束脩少了些,就对学生板脸;可以把书肆里出版的新书,全都买回来。
自己的书房里,放的都是印刷精美的线装书,一间房子放不下,那就两间,两间房放不下,那就三间,每天还有仆人打理,不需要他费心。
这样的生活,是之前那个微末小官刘炫所不敢奢望的。
所以,当天子驾临西阳,到州学听课时,许多人都满怀希望,期盼得天子垂青,从此走上仕途捷径,而刘炫内心没有太多波动,面对天子的征辟,他婉拒了。
刘炫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怕是不适合做官,与人辩论时很容易太过投入导致讲话咄咄逼人,如此一来很容易得罪小人,这个性格已经改不掉了。
那么他即便再入仕途,官路怕是一样会崎岖坎坷,做学问无人能敌的刘炫,在官场上不过是一条丧家犬,迟早要被人整得灰溜溜辞官。
所以还不如留在西阳做学问,著书立作,完成西阳王的重托。
一旁的座钟忽然响起来,那是正点报时,时间是晚上八点整,与人约定的时间到了。
门外响起扣门声,随后传来书僮的声音:“郎主,王先生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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