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沟通黄河与淮水的人工运河,全长超过一千三百里,一旦通航,东南以至江南地区的粮食就能很方便的运往洛阳,供给关中。
历史上隋炀帝杨广修建永济渠、通济渠,从长远角度来说并没有错,错就错在急功近利,征发百万平民在短短时间内把这两条运河修完,弄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,民怨四起。
宇文温当然要避免“重蹈覆辙”,但他依旧雄心勃勃,要在永济渠通航的当年,开工修建通济渠,一系列问题由此而来。
宇文温要珍惜民力,所以不打算为了省钱,征发河南、两淮百姓长期服劳役修运河,修建通济渠的主要劳动力,将是雇工,每个工作日都是要计工钱的。
如此一来,就得靠巨额财政拨款来完成这条运河,而工程的总造价,已经接近朝廷一年的岁入。
朝廷岁入,绝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匹等实物,铜钱相对占比较小,去年,朝廷岁入折成铜钱计大概有四百五十万贯,听起来很多,但这是收入,不是盈余。
自明德元年起到现在,因为宇文温几乎连年都有大动作,所以历年财政盈余都不算多,也就是说现在要开工修通济渠,国库根本没有钱。
这个情况,宇文温当然知道,他又要有偿雇佣劳动力修运河,相互矛盾之下,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来筹措资金,那就是发行公债(国家公债),向民间筹措资金。
发行公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,在后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,但在这个时代却不一样。
数百年来,不是没有朝廷因为囊中羞涩而向民间举债,但这都意味着朝廷已揭不开锅,所以给人的观感很差,宇文温如今为了修运河搞公债,这种行为马上引起强烈反弹。
这个时代主流的治国观念,就是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举债,朝廷有多少钱,就花多少钱,即便国库有盈余,也得存起来,以备不时之需,不能来个“岁光”。
这种“保守”的治国观念,贯穿了整个“古代”,建立在落后生产力、低下的财政收入基础上,不能说错,但宇文温觉得没必要墨守成规。
朝廷的“盈利能力”逐年加强,内患没有,外患暂时被削弱,未来数年,只要不爆发大规模天灾,周国的国力必然是爆发性增长,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充盈,有很强的还债能力。
加上他本人的信用很好,而天子的信用好,就意味着朝廷的信用还过得去,那么只要发行公债时利息合适,必然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修通济渠。
通济渠的工期是四年,公债的期限也是四年期,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筹措资金,当公债到期之后,来偿还本金及利息。
从策略来说,现在借钱修通济渠,四年后通济渠通航,然后还清债务,朝廷和百姓马上就能享受到通济渠带来的便利和好处。
若是从今年开始攒钱粮,攒四年后才开始动工,再过四年运河才修好,累计八年时间,太不划算了。
河流(运河),是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大动脉,通济渠早一日投入使用,就越早发挥重要作用,所以宇文温才示意自己在政事堂的代言人、中书令李德林,推动通济渠于今年动工。
而反对者人数众多,奏章如雪飞来,阻力不是一般的大。
宇文温作为强势皇帝,可以力排众议,强行开工通济渠,但这种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后患无穷,会给子孙后代起一个坏榜样。
更别说游戏规则就是他自己制定的,他若是不当一回事,别人也不会当一回事。
今天,就是“决战政事堂”的日子,因为反对者之中,有尚书令李允信,李德林对付起来有些吃力,虽然有杀手锏,却未必有十足把握。
所以,即便可能性不大,宇文温也要做好亲自应战的准备。
不知不觉时间临近,他用冷水洗了把脸,抖起精神,离开侧殿,向政事堂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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