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力、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。
而且僵化的科举会衍生出畸形的师门关系,中选的考生,拜主考官为“座师”,形成裙带关系,这些座师和所谓门生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,党同伐异,内耗严重。
僵化的科举,实际上变成了慢性毒药,毒害的是整个官僚机构,损坏的是国家的未来。
“偏重人文伦理,轻视其他学科,搞出‘万般皆下品、惟有读书高’,所以朝廷要修改历法,居然要寻求西洋传教士的协助,这算什么?”
“中原先发明的火药,先投入实战的火器,搞到后面,还得靠从西夷沉船打捞的红夷大炮助阵,脸红不?”
“三宝太监下西洋,宝船船队是何等的威武雄壮,南洋诸国低眉顺眼,结果呢?到后来南洋全给西夷占了去,家门口的台湾也给人占了,这不是败家么?”
宇文温的话,回响在杨济耳边,他放下《考试大纲》,看向舷窗外。
科举的问题,他和宇文温有过多次讨论,
科举,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,选出来的人才不合用,问题不是在于考试选拔这个制度不好,而是考试内容僵化,然后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培养,所以随着时间流逝,科举变味了。
变味的科举,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,全都是为了当官而读书的人,这样的人是官迷,为了向上爬不惜结党营私,然后党同伐异,对于国家没有任何好处。
所以,科举本身没有问题,问题出在僵化的考试内容,出在“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”,出在八股文。
出在朝廷的用人需求:上边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,学子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才。
朝廷只考四书五经,认为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,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,就只会四书五经,必然导致其他杂学式微,必然出现文贵武贱。
科举存在的弊病,杨济和宇文温议论得很清楚,那么,明德年间诞生的新科举,会是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呢?
杨济很想知道效果如何,天子任命他为学政观察使到河南监考,正是有这一用意在里面。
需求决定“供应”,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,就决定了选拔制度选上来的人有什么样的才能。
四书五经成书的年代,可没有蒸汽抽水机、蒸汽起重机、火轮船,没有流通券、有轨马车、大型矿场和工场,没有各种贸易公司,没有各种轮船招商局。
国家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新式技术、新式设备以及新兴产业,执政者想仅靠着四书五经治天下,根本就不现实。
一个只会“之乎者也”、掉书袋的官员,面对各类新式技术、设备及新兴产业,只会如愚夫般不知所措。
朝廷需要“新式官员”,所以新的科举制度,必须选拔出“新式人才”。
那些经学传家的世家子弟,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,面对蒸汽机、火轮船以及各种变革,其原本具备的学问优势已经荡然无存,和寒门子弟一样,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
对此,杨济颇为期待,想要看看全新的学政、全新的科举制度,最后会为朝廷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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