吏员进行整理,然后对照条目,在题库(小册子)里找出题目及答案,接着交由主考官核实,当天就交由印刷场进行试卷的印刷。
整个过程,相关人员都要对外“隔离”,不得与外界接触,日常起居有专人负责,接受监督。
试卷印刷过程也要接受监督,官府会派出士兵将印刷场围得水泄不通,当试卷原版抵达之后,所有印刷场员工,就会与外界隔离。
他们要争分夺秒,进行排版、试印、勘误、再次排版、试印,确定无误后定版,开始批量印刷,赶在开考前将试卷印刷完毕。
届时,官军会押送考卷抵达考场,谁敢冲撞队伍,谁就要倒霉。
整个流程,杨济不需要全程紧跟,只是“观察”而已,但御史骨仪,以及礼部自己派来的监督官员,需要“如影随形”。
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、公正,绝不允许有人内外勾结,提前泄露试题。
这样的一个流程,看起来很繁琐,但因为之前已有试行了十余年的考试选拔,礼部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,将整个流程制度化,每个环节都分得很清楚,对于监督者来说,看着流程图就会对如何有效监督一清二楚。
杨济已将流程图记得烂熟,此刻见着抽号正常进行,琢磨起考题来。
考试题目,分为“主观题”和“客观题”。
主观题是让考生自己答题,以表达对试题的理解,试题的题型有简答题、论述题等,论述类题目,其得分高低得由主考官判断,人为因素较大。
客观题,是固定应答型试题,有标准答案,这种题目让考生从事先拟定的答案中辨认出正确答案,题型有判断题(是非题)、选择题(单选、多选)等。
除此之外,还有填空题,如明经科的填空题,就是将一段经文的某段话留空,让考生填写,这实际上也是有标准答案,考的是考生对经文熟悉与否。
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试卷有足够的知识覆盖面,阅卷、评分完全避免阅卷考官的个人因素干扰。
如何安排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,关系到考官在考试中的作用,为此,清流们吵得翻了天,最后朝廷还是确定了题库出题、客观题占主体这一原则。
如此一来,主考官实际上不是出题者,纯粹是阅卷者,按照标准答案给糊名的试卷打分,只有到了论述类题目,才有些许“自由发挥”的余地。
若一个考生把客观题都作对,那么即便自己的论述题答案不入考官法眼,也不会明显影响总体成绩。
这样的设计,让主考官没道理成为上榜考生的“座师”,当次考试(乡试、会试)考生能上榜,不能说是主考官“慧眼识英才”。
因为只有一个人,才有资格成为考生的“座师”,那就是天子,其他各级考官,不过是拿着答案打分的“员工”。
通过殿试的考生,是天子门生,而不是某个主考官的门生。
殿试的考题由天子拟定,至于这题目是天子从其他人拟定好的题目里选,还是由天子自己定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这一切的前提,是要有一个“宽度”、“深度”都够大的题库,而这样的题库,花了近二十年,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,最后才建立起来。
这项工作艰难无比,首先光是按四个级别定题目难度,就让学者们吵得面红耳赤,因为不同的学者,对同一个问题的难度判断不同。
诸如刘炫、刘焯这样的经学名家,看什么问题都觉得容易,总不能按照这两位的标准来给题目定难度。
既然要定一个标准,那么如何定这个标准也得有个“标准”,所以光是为了“标准”,就折腾了许久。
其中艰辛,杨济有所耳闻,只叹为了科举这种子能发芽、茁壮成长,天子苦心准备了那么多年。
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准备,明德年出现的科举制度,有了扎实的基础,当然,收效如何,还得以事实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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