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柜坊蜕变没几年,拿到大业务,当然也是好事。
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,没再问下去。
宇文温也点到而止,没有把更深层次的用意说出来。
通过银行强迫贷款,再让对方借贷还债,债越借越多,每年都在还债,却怎么都还不完,这就是西方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。
此为后话,如今不过小试牛刀。
最重要的是,要想办法“拉业务”,让刚由柜坊蜕变而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“养分”,以便继续茁壮成长,与此同时,有机会参与到国事之中来。
哪怕这种参与,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现在棋局里都无所谓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有云:士农工商,四民有业。
学以居位曰士,辟土殖谷曰衣,作巧成器曰工,通财鬻货曰商。
工人做器、商人赚钱,这是本分,但商人靠着赚差价就能锦衣玉食,又重利轻离别,真是可恶。
所以中原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,就是把商贾视为贱民(整体而言),毕竟从执政者的角度出发,重农抑商是必须的,商贾不事生产(农耕)却可以过上好日子,如此不劳而获,必然造成不良影响。
所以朝廷要压制商人,却又离不开商人,于是把商人当夜壶。
需要的时候就用,用完了就扔,而夜壶的地位,自然就很低。
与此同时,权贵们要经营产业盈利,满足巨大的开支,所以也要依赖商人来货殖,那么,把商人变成想用就用、想杀就杀的狗,再合适不过。
于是,商贾的地位很微妙,有主的(搭上权贵、有靠山)商贾就是名贵猎犬,比一般官员都要威风;没主的商贾,那就是野狗,胥吏都能肆意敲诈勒索。
商,是这样,工呢?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商人是夜壶,浑身散发着“铜臭味”,不用的时候必须收起来,而作为“工具”的工,不用的时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,哪里能摆在厅堂上,让来客看笑话呢?
工、商的地位,都不怎么高,更别说有多少政治地位,千百年来都是如此,没人觉得不对,问题是,时代不同了。
当蒸汽机、火轮船、火车、电报出现,工业时代即将到来,要是还把工、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,宇文温认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。
所有的蒸汽机械,已经超过了“巧器”的范围,蒸汽机工程师、技术人员,不是匠户。
经营实业的商人,不是什么不事生产的食利者。
所以,宇文温认为,工商业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,应该有自己的政治地位。
但是,即便他贵为天子,也无法以一人之力,将千年的歧视推翻。
他提拔的工商业人才,被官僚集团视为“佞幸”,许多人在享受着科技、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各种舒适生活的同时,依旧把工、商视作贱业。
明德年间工、商业人才获得重用的情景,也许会随着宇文温的去世渐渐消散,操作火车、蒸汽机、火轮船以及各种蒸汽机械的技术人员、工程师,会沦为“机户”。
一切,又回到从前。
但那是不可能的。
蒸汽机、火车、火轮船、电报已经出现了,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,回到士大夫熟悉的男耕女织、四书五经就能治天下的时代。
然而,鄙视工、商的官僚集团,不会喜欢破坏庄园经济的商品经济,不会有办法应对海外白银大规模输入造成的通货膨胀。
不会珍惜纸币赖以生存的国家信用。
他们适应不了新时代。
但是,新出现的工、商业者能。
商誉,是商人的根本,构筑在其之上的信用,更是命根子,而只有商业发达、贸易大兴了,实业者才能有获利的可能。
同理,纸币的信用,只有工商业者才会用心维护,只有熟悉经济规律的人,才能对抗因为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造成的通货膨胀。
宇文温一手创造的流通券,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初步具备成为纸币的潜力,但迄今都未“国有化”,这是因为他不相信现在的官僚集团。
他一直在等,等一个合格的“操盘手”出现,而银行,就是这个“操盘手”起舞的舞台之一。
观众们会陶醉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之中,放松警惕,等他们回过神来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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