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为他的这番话会让汪兆铭羞臊甚至激动,可汪副主席的表现却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。
“死人,又是死人......这难道是好事情?民国数十年,军阀混战,死的人还不够多吗?而在这些人死了之后呢?中国还是那个中国!贫穷而又落后!佑臣!需知抗战易,而和平难!”
对面的汪兆铭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种梦魇,说的话就像是喃喃自语,只有最后两句的时候,才仿佛回过了神,提高了音调。
“战必大败,和未必大乱”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“民族主义”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
长期以来,汪精卫认为:日本是个“强邻”,中国不可与之相比,“须知数十年来,中国军事、经济,在物质上着着落后,固不待言,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”,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“尽可能范围内,极力忍耐,极力让步。”据此,他提出了“一面抵抗,一面交涉”的对日妥协方针。
黄浩然想听听汪兆铭到底准备对他说些什么,所以没有直接给予强硬的答复,而是换了种稍微柔软的态度:
“这国战,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,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,牺牲在所难免......”
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,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,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,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。在汪看来,今天的这番话,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。
“就按你说的,战争难免有牺牲,可全面抗战到现在,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?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,可总体的趋势,却依旧是中国向后,日本向前!这不是三军不用命!更不是政府不努力!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,足足迟了六七十年,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!然而,自‘九一八’以来,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?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,掩耳盗铃罢了!概括来说,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,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,使我们退得慢些。”
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,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,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,高层的想法,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。
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,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,亲手与日本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,并认为他这样做,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。
直到抗战爆发后,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,抗战必败的观点。他认为日本是“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”,中国“军事、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。”“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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