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罪於袁崇焕因解围而“志渐骄”。姑且不论《明史》编纂者说袁“志渐骄”的根据何在,可“志渐骄”怎麽就一定会导致“与桂不协”,而且还是与满桂关系不好的唯一原因呢?
更为恶劣的是,《明史》编纂者把袁崇焕请皇上将满桂移到其它镇的原因,说成是袁崇焕与满桂关系不好,而且这关系不好,还是因为袁崇焕居功自傲!这就是在暗示人们:袁崇焕不但是一个居功自傲、将功劳据为己有,因此与他人关系不好,还是一个因私人关系不好就排斥功臣良将,私心大於公德,不顾大局,不顾国家利益的心胸狭隘之人。这就为诱导人们相信「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不顾全局,是出於个人好恶或私心的“妄杀”,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才导致後金大举奔袭北京铺了路」增加了一条让人信服的“证据”,尽管这“证据”原来不过是《明史》编纂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事实。
《明史》在记述袁崇焕杀毛文龙及其影响时,更加发挥了这种贬低手法。
《明史/袁崇焕传》曰:“崇焕始受事,即欲诛毛文龙。”把袁崇焕丑化成一上任,不去想办法对付大明的敌人,不去收复失地,反倒一上任就急着除掉有功之帅的小人。这与“仇袁人士”的说法颇为一致。
可事实正好相反。袁崇焕一上任,想的是如何收复失地。这有他向崇祯帝提出“恢复之计,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,以辽土养辽人,守为正著,战为奇著,和为旁著之说。法在渐不在骤,在实不在虚,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。至用人之人,与为人用之人,皆至尊司其钥。何以任而勿贰,信而勿疑?”的复辽之计为证。袁崇焕一上任,做的就是平息最前线,系关大明安危的军事要镇宁远、锦州的兵变,收拾、整顿关宁兵马;就是整饬军纪,安抚将士,设法提高将士的士气和作战能力;就是依法治边,统一建制军令,结束各自为阵、互相牵制内斗,以至於屡遭惨败的混乱局面;就是加强防御、以守为攻。
钱龙锡还证实袁崇焕说过:“恢复当自东江始。文龙可用则用之,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。”这说明袁崇焕并未“欲诛毛文龙”而是有用毛之心。只要毛文龙服从朝廷命令,听从统一指挥,不但不杀,反而还继续重用。且若用毛文龙,还是“任而勿贰,信而勿疑”。
事实也是如此。毛文龙到袁崇焕的驻地宁远去做礼节性拜会时,正是最容易杀毛文龙的时机,但袁崇焕没有这样做。有人认为这是“考虑到毛的部下不能亲眼目睹,恐怕激成事变而负隅顽抗,残局反而不好收拾”(如樊树志的《崇祯传》),可凭什麽就能保证那些认毛文龙为父,连祖宗姓都改成“毛”的亲信们,亲眼目睹自己的上司、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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